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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太平街
作者:苏林富 来源:中国赤水网 发表时间:2012-12-19 点击次数:79778


太平街,赤水城里的一条老街,从文字记载看,她在清道光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当时的仁怀厅城,虽然经过数百年历史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继续存在于现代的赤水城中,默默守着那昔日城建者善良的祈愿,见证赤水城的变迁与发展。现在,当我们走在绿树浓荫、宽阔整洁的太平街上,已无法感受她那久远的历史,那些能够证明它的一切,早已难觅其踪影,唯有她那不变的名字和基本方位还在,其他已随着时间的更替,被岁月的风雨吹散,被掩埋在高高的楼房和宽阔平整的街道之下。当她还没有改变旧时模样,她总显得那么平淡、质朴,平淡得那些摄影家、美术家门不屑一顾,未能留下她旧时的容颜,质朴得我们那些城市管理者们,不想再为人们留下一点她的过去。当我们还在那些木穿架结构小青瓦的房屋里,在她周围那些充满历史沧桑的院落里生活起居时,也曾经为房屋的低矮、黑暗、陈旧和没有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而埋怨过,也希望有人来改变一下她古老的模样,总觉得她已经被人们遗忘,将会永远龟缩在那里,在人们的修修补补中继续伴随时光流逝,静静地看着匆匆来去的人们,不会有人来惊动她昔日的宁静,因而总没有人想停下脚步,认真的看看她,也没把那些发生在她周围的生活琐事记录下来,以至当我们要重新找回她的过去时,只能靠人们点点滴滴回忆,只能凭那些支离破碎的残片,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好的的办法……

太平街是赤水城中一条古老的街,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从那里走出去,而永久定格在我记忆里的太平街,仅是从衙门口到山包上那段不很长的、五六十年代的老街模样,街面铺着已经不很整齐的青石与丹霞石参杂的石板,临街的房屋多是明清时期建筑,一楼一底,与川南地区任何一个古镇那些千年不变的木穿架结构小青瓦房一样,临街面墙壁多为被岁月涂抹成黄黑色的杉木板壁,屋内墙壁则是用一种非常经济而适用的方法造成,它采用赤水地区盛产的竹子为原料,将其编在用木料做好的墙体骨架上,糊抹一层用铡(音zai)成长约一寸左右的稻草或稻谷壳与黄泥混合搅拌成的草泥,然后在表面上抹一层加有纸筋(纸筋,用舀过草纸后剩下的较粗纤维纸浆制成的厚纸板,主要用来加墙石灰的粘糊力)的石灰。除了田家院、王家院、马家院等等深宅大院外,它没有砖木结构的“洋房”,没有栉次鳞比的风火高墙。沿街的小商铺、小酒店、小杂货铺、草药铺、小修理店也没有豪华的装修,更没有电灯或煤气灯。当你从这里走过,每一块石板,每一块板壁,每一片青瓦,每一间房屋,总能感觉到那古老沧桑的气息,似乎可以从中寻觅到深深蕴藏在这里的老城历史。

太平街,并不是因为地势平坦而得名,衙门口到山包上田家院,长不过200来米,从衙门口开始就是一个长约近四五十米的斜坡,要到余兴发的杂货铺街面才开始显得平整,到连接堰塘坎的山堡上田家大院门口,又是一个长约一二十米的坡,取名“太平”,只是那些经历过明末清初战乱的人们的一种祈求与希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说,民国年间,太平街虽不及十字口、东正街(十字口到老东门)、北正街、师部街那样热闹、繁华,但她是出入县城的主要通道之一,沿街都是铺面,有大有小,有土有洋,有茶馆、酒肆、饭铺、旅栈、烟馆、赌馆,有专售百货洋线、日杂土产、油酒糖烟的店铺,也有缝衣服、打草鞋、做家具、染布的手工作坊,肉市、菜市、柴市应有尽有。白天人来人往,夜晚檐灯盏盏,人们出入茶馆酒店,利用这里既是休闲,又是信息汇聚的的地方,围坐在昏黄的油灯下,一些生意人利用这里,一面品茗清茶,一面聆听“怀书”、“玩艺”(即川剧票友们围坐一起,在川剧锣鼓的伴奏下,清唱一些川剧的折子戏),将一笔笔生意谈成。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休闲解乏,三五几个朋友、熟人,或闲谈摆古,或浅酌低吟,只是寻求在清茶、“单碗”的浸润中消除一天疲劳,暂时忘却生活的艰辛。夜幕下的太平街,酒馆里时常飘出时高时低的划拳打码声,茶馆中不时从传出人们的阵阵喝彩,街上那些沿街小贩们一声声“炒米糖开水——”、“醪糟——汤圆”、“盐花生——”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夜空,与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太平街夜的色彩……那飘浮在半空的夜声,一直要延续到三更之天,才慢慢地静下来,喧闹一天的老街逐渐恢复安宁。

“衙门口”是太平街的起点,它与师部街(也有人把它称作“衣铺街”)连接,这里是明清时期的衙门大堂和监狱所在地,也是民国时期法院及监狱所在地,因而被人们习惯地称它为“衙门口”。1949年赤水城解放以后,这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赤水县中队驻地,赤水县的监狱仍设此,只是被改称为“看守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赤水城内还没有自来水,不论机关单位和老百姓吃水要到城外赤水河里去挑,每天早上和傍晚,西门、北门、东门码头挑水的人络绎不绝,看守所的用水也要全靠在押犯人去赤水河里挑,每次都有10多个犯人挑着水桶,排着队,队伍前后各有一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押送,经过太平街去到到西门河坝去挑水。直到1963年,在东门赤水河下游建成的望城电灌站开始向县城供应自来水,看守所才停止由犯人挑水的历史。紧挨着衙门大门的左侧,是一户袁姓人家,因过去从事饮食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这里成为城关饮食合作商店的一间饭馆,门面不宽,但进深。饭馆对面是吴绍基的五金钢电修理店,这是师部街那一排砖木结构房屋的最后一间,临太平街一面有两个门面,一门面作为吴家的厨房,拐角处的门面则作为修理店,修理店店门向两面开,一在师部街,一在太平街。在师部街那边的门边,是程雪礼的修理摊,吴、陈二人都在五金钢电修理合作小组,都从事同一类的修理业务,因而共同在一起设店摆摊,虽然出于无奈,但各接各的活路,到以还相安无事。程雪礼是一高个胖老头,背约驼,外地口音,戴一副近视眼镜,喜欢下中国象棋和围棋,平时也喜欢在摊子边摆下棋盘,邀几个棋友,在街边就对杀起来,常常引来一些爱好者驻足围观。吴绍基本地人,个头不高,光头,干活时也带眼镜,除搞修理外,也制作刮竹筷的刀。有一女儿在赤中读书,儿子在外地工作,老伴在烟酒商店上班。70年代初,他的儿子将两个孙子被送他到身边,由他老两口抚养。曾有一段时间,赤水城兴起“甩手疗法”,每天晚上,可以看到他一个人孤独地站在衙门口的路灯下,认认真真地甩着双手,人们从哪里经过时,总要不由自主的看上几眼,久而久之,成为街头的一道风景。

在吴绍基、程雪礼的修理店斜对面,即师部街与太平街交汇处,有一李姓人家开在街口的茶馆。茶馆就一个门面,但很进深,从门口到里面,并排摆着两列已檫得发黄的方桌,约有十四五张。烧水的灶在茶馆的最尽头,灶上时常垛着四五把冒着蒸汽的长嘴锡茶壶或铜壶,因为茶碗一般不放在茶桌上,于是茶灶旁边的一张长桌上,垒叠着两三层已经放好茶叶的茶碗。一有茶客到来,幺师(茶馆里跑堂冲茶的人)立即迎上前去,招呼入座后,立即跑回灶上,一手提茶壶,一只手顺手杆搁茶碗,有几人搁几个,然后跑回茶桌旁,摆好茶碗,替客人冲好茶。茶馆每天总是茶客盈门,但一般要到晚上,才达到高潮,这时,为生活忙了一天的人们,来到这里,围坐在茶桌旁,就一碗清茶,一碟葵花子或花生,摆摆社会趣闻轶事,谈谈生活酸甜,听听“怀书”、“玩艺”。那时,长期在这里讲“怀书”的是一姓王的人,人们叫他“王怀书”。他个子不高,身材矮小,脸上布满纵纹,年纪大约在五六十岁,说话时声音约带沙哑。开始他主要讲《三侠五义》、《小五义》、《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大明英烈传》等等作品,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为了生活糊口,他也改讲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儿女风尘记》等等。每天晚上,来这里听他说书的茶客很多,有时还需另添茶桌。他每天晚上从七点半开始,一般要说三段,每段大约一小时左右,当故事进入高潮或最精彩时,只见他手中的“惊堂木”往茶桌上重重一拍,人们知道今晚第一段已经讲完,该收钱了,茶馆的幺师负责挨桌收钱,收好钱,第二段书又开始,这也成为说“怀书”的固定格式。当时,我们班的一名周姓同学,拜寄他为干儿子,因此,他每天都可以跑到茶馆里听“怀书”,第二天上学,他就要摆给我们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我们最早的文学启蒙。当时,我们一帮同学都非常羡慕他,能够去听“怀书”二部被人撵出来,因为茶馆是以卖茶为业,一般不欢迎进去不吃茶(赤水人把“喝”称为“吃”)的人,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虽然不会去坐他的板凳,但也不会去买茶吃,却总是站在过道里,的确也影响到人们进出和幺师给茶客们添茶换水,当然是茶馆里不欢迎的人,总是被吆到茶馆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茶馆成为“封、资、修”的东西,被“革命群众”勒令关闭,王怀书也就因此失业。以后,茶馆恢复,讲“怀书”没有再恢复。

吴绍基修理店隔壁是一草医店,草药医生姓刘,人们叫他“刘草药”,我记得时候,也是一干瘦老头,两颊凹进,鼻子又高又尖,常年戴一绒帽,一个人独居,由住在街斜对面的干女儿帮助料理生活起居。其干女儿有一儿子,叫安美华,有一只脚因小儿麻痹症留下后遗症,同龄人戏称他为“安瘸(音bai)子”,由于是独子,平日受母亲与干外公的溺爱,也不好学习,后母亲因病去世,与干外公一起生活,干外公忙于生计,无暇对他进行管教,失去管教后,“安掰子”开始与街上一群不良少年混在一起,养成小偷小摸和赌博的恶性,并因为“文革”,小学未毕业就进入社会,后经居委会和城关镇照顾,也参加工作,有了一定固定收入,但恶性不改,被单位除名。此后,混迹于社会上,最终成为人们眼中一害,在80年代初的“严打”斗争中被枪毙。草医店对面是一家陈姓修理店,属五金钢电修理小组的成员,除从事修电筒钢笔和整锁配钥匙外,还制作刮竹筷的成套刀具,也是一位老爷爷带着两个孙儿一起生活。以后,他的孙子长大,也跟着他学会这门手艺。

草医店隔壁是一邓姓人家开的日用杂货店,由一对老夫妇经营,主要出售筲箕、刷把、竹筷、瓢篼、木甑、大小木盘、木饭盆、木水瓢、小木饭瓢、木水桶、扁担、棕绳、背篼和酿醪糟的小麯及土碱等物。日用杂品店隔壁是毛姓裁缝铺,裁缝铺外面有一条石坎,石坎只有三四十厘米宽,坎下是卖泡水菜的赵姓人家,赵家除卖泡姜、泡海椒、泡萝卜等泡菜外,也卖红灰膜(霉豆腐)、干(水)豆豉等,因制作出的味道好,价格也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因而这条街上的人们都喜欢来这里买自己心怡的菜品。赵家住有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残废军人,在县土产公司上班,因为左腿装用假腿,我们一班孩子总觉得稀奇,走这里经过时,总要探头去看一看他在不在。赵家旁边有一个巷子,进去是一个院子,住有八九户人家,院子临街有一个高坎子,比毛家裁缝铺外的石坎要宽,宽约1米,石坎随街道坡度下降而逐渐增高,最高处有1·5米。那时,供人们娱乐的东西不多,而且人们的收入也不宽裕,每到冬腊月甘蔗上市时,这石坎就成为当时一些青少年寻找娱乐的地方,因为这里石坎较高,卖甘蔗的人喜欢将甘蔗靠(赤水方言读作pen)在石坎上卖,一群青少年就在那里开始玩“划甘蔗”的自娱自乐活动,当然,前提是必须有买得起一根甘蔗的钱才行。“划甘蔗”一般每两个人为一组,他们从卖甘蔗的人拿过一根甘蔗,要过削甘蔗的刀(刀长约8寸,半月型),将甘蔗立在石坎下,人站在石坎上,右手拿刀,左手扶稳甘蔗,再将刀口放在立着的甘蔗上,把扶甘蔗的手拿开,然后迅速将刀从甘蔗上拿开,对着空气绕两圏,向立着的甘蔗划下去,从刀划下的甘蔗皮折断处的甘蔗砍断,作为划甘蔗人的奖品,第二个人接过刀再划,就这样周而复始,直至甘蔗划完,谁划得的甘蔗少,谁就付整根甘蔗钱,划得多的人就白吃甘蔗。

卖泡水菜的赵家对面是城关接生站,市中地区出身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80%以上是经接生站的接生员的双手来到人间。接生站临街的房间摆有一张长板凳,接生室设在后面小院旁边的房间里,但当时多数人都是把接生人员请到自己家里给孕妇接生,因此,接生室的利用率并不高。城关接生站成立于1952年,县卫生部门通过举办接生员培训班,在全县主要乡镇建立新法接生站,在全县推行新法接生,以减少产妇与婴儿的死亡率。城关接生站有接生员蒋炳全、陈启珍、梁开玉和郗四嬢等4人,她们都是经过新法接生培训的家庭妇女,她们每天除了在站里给孕妇检查、接生外,下班回到家里,只要有人来说,某处有人需要接生,她们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背上卫生箱,与来人一道前往孕妇的家。不论刮风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她们穿行于城内的大街小巷,行走在城郊的乡间小道上,把一个个新的生命迎接到人世间。蒋炳全,人们习惯称她“蒋二嬢”,住在接生站的小院里,除专门从事接生外,夏天还要自制当时人们普遍用作驱蚊的“蚊烟”,每天傍晚放在接生站外出售。这一业务,接生站的其他3人也在从事,只是每晚各人所在街区出售。“蚊烟”是五六十年代,城镇居民夏天用来驱蚊的主要用品,每到晚上,城内街头巷尾都有人在出售,或摆摊,或串街走巷。它以晒干的锯木面为主要填充物,掺入一定比例的雄黄等驱蚊药物和其他带香味的药物,用铁皮漏斗和5号铁丝,将合好药物的锯木面填入预先制作好的的纸筒里,填好后在顶部用手扭一下,使其不撒漏即成。纸筒用土水纸在一木制的凹槽上制成,直径约1·5厘米、长约1·2米。接生站隔壁是一个院子,住有八九户人家。院子旁就是通往永安桥的街道,街道宽约四五米,长约近60米,城关竹藤社就在这里,该社除了生产藤椅、藤包、藤帽制品外,也生产竹椅、竹凳、竹沙发、竹书架和建筑用的长竹梯,竹梯主要销往外地。当时县人民医院的名中医师朱培根也住在这条小街上。

小街口拐角处,有一间小的裁缝铺,对面有一条小巷,宽约1米,长约10多米,内有一个院子,住有10多户居民,院子外面有一块空地,空地旁边是赤水川剧团的宿舍,正对着十王殿的民居。川剧团宿舍建于1954年,占地面积187·47平方米,为砖柱、泥夹壁、木楼板、小青瓦结构的一楼一底建筑,楼上楼下各住6户人家。小巷口曾经是城关文具刊刻社的作坊,房主是一个老妇人,是文具坎刻社的工人,另外还有一个姓李的和一个姓向的工人,这里除做毛笔外,也做松烟墨,好像姓向的是专做墨的,时常看见他的手都被墨染得黑黑的,老妇人的孙女以后也参加文具刊刻社。隔壁姓陈,开有一间百货店,卖铅笔、橡皮、米达尺(学生用直尺)、墨水、钢笔、橡皮筋、别针手绢、毛巾、鸡肠带(一种针织棉线带子)、棉线、钢针、顶针(人们做针线活时戴在手指上帮助进针的辅助工具)等等小百货。隔百货店一家,就是后来的羊肉馆,原来这里曾先后住过姓何和姓徐的人家,姓何一家母子两人,母亲人们叫她何二娘,因整日在修公路及建筑工地上干活路,为生活而奔忙,对其无暇顾及,使其整日浪荡与街头小巷,养成一些不良习气,后触犯刑律被送去劳改。60年代,何二娘从这里搬走,因为房屋是公房,后由城关公房管理所划拨给城关屠宰合作小组设案桌卖肉,后来猪肉实行计划供应,卖肉权限收归县食品公司,房屋空闲下来。为解决小组成员的生活问题,屠宰小组决定在此开办羊肉馆,在取得工商部门的许可后,羊肉馆在太平街十王殿门口开张,主要卖羊肉汤锅、小笼鲊羊肉、煎炒羊肉和红烧羊肉,因为这是当时县城唯一一家羊肉馆,前来的吃客很多,生意很好,后因羊肉来源有限,也卖猪肉类菜肴,人们仍习惯称它“羊肉馆”。羊肉馆的主厨叫周树成,个子较矮,家就住在馆子后面的十王殿。

羊肉馆旁边是一条宽不过1·5米的小巷,长约十六七米,穿过小巷,就是十王殿,但究竟是“十王殿”还是“石王店”,是“店”还是“殿”,是旅栈还是庙宇,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过去的志书上没有记载,也未见诸其他文字资料有相关记载。十王殿的最后面有一排20多级的石梯,上去就是电影院的院墙和后门,并与“炮厂”相连。“炮厂”因当年桐梓系军阀周西成驻防赤水时在此开办过兵工厂而得名。这里虽被称作“厂”,我从这里经过时,已经成为一条顶上盖有小青瓦的巷道,它直通南正街,对面是当时的城关派出所。十王殿里是一排平房,平房前有一宽约四五米的石板坝子,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有理发的、杀猪的、做生意的、刻私章的、打铁的、做道场开阴候的、提篮小卖的、下苦力的、拉船的等等,城内闻名的道士先生范云生就住在这里,香港影视演员吕良伟的岳母出生于斯,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明德从这里走出去。小巷口是一户李姓人家,据说女主人曾是城关幼儿园的园长,70年代时,门口柱头上挂有邮箱,并代买邮票。李家隔壁是酒馆,由王振宏与李十嬢两夫妇经营,酒馆是城关烟酒合作商店的一个分店,也卖煤油、火柴,当酒不按计划供应的日子里,这里也卖烧饵(卤猪头、内脏和卤鸡鸭的统称)、卤花生米、豆腐干及其他豆类等下酒菜。白天有进城卖菜的农民在这里喝酒闲聊,傍晚有几盏煤油灯挂在天花板上(油灯是铁皮制作,每盏有3根灯管伸向不同方向,顶上有铁钩,下有灯座,以方便加油)作照明,在混黄的灯光下,总有一些干了一天活路的搬运、航运工人和一般市民聚在这里喝酒,摆谈生活中的奇闻琐事,讲讲流行在民间的各类笑话,拌作一碗酒、一碟烧饵或一碟花生米,去解除一天的疲劳。人们往往在这里一坐就是要到十一二点,因此,酒馆也就要成为太平街上每天关门最晚的店铺。

酒馆对面的一排街房,除挨着通永安桥小街的第二户余姓人家开有一间日用杂货店外,都成为了民居。只有酒馆在正对面的东升栈门口,才有商俊夫的邮政代办点。商俊夫解放前曾在太平街上开过油酒店,其子商继先,赤中学生,1950年参加征粮剿匪,在下乡征粮途中被土匪杀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东升栈,从名字看应该是一客栈或货栈,但从我记事起,它已经成为民房,有一长约十来米的巷道与太平街相连,进去是一个宽约4米、长约近20多米的狭长院子,似乎像北方城市里的死胡同,它的左面是一排民房,右面是一个四合院,院子高出左面的民房近1米,住在这个院子的人们,都从一个大门进出,与第一个院子相比,独自成一个居住单元。居住在东升栈里的人们,除一刘姓女老师在幼儿园任教外,其他的人多少从事体力劳动的,有拉船的航运工人、码头上的搬运工人、林场的伐竹工人、搞建筑的泥水匠……。院里有一鄢姓人家,男户主是城关搬运站工人,身材不高,眼睛有疾,背约驼,人们叫他“鄢娃”,整日在搬运站干活路。因为是搬运站是集体单位,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要干才有工资,没有实行法定的休息日。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除生病和过年等传统节日外,“鄢娃”都要去上班干活,家中有体弱多病的妻子和一大一小两孩子。后其妻过早离世而去,丢下他爷儿三人,大孩子鄢大狗只不过八九岁,下的一个六七岁,鄢娃不得不即当爹又当妈来大连家庭,但每天要忙于生计,两个孩子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两个孩子除了上学读书外,整日流于在街头巷尾,等父亲下班回家。由于人小,难免被人欺侮,为保护小弟弟,哥哥逐渐在被人欺侮中成为欺侮别人的人,成为四邻街坊憎恨的人,最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次“严打”中被处以极刑,结束短暂而并不幸福的一生。

东升栈巷口与商俊夫为邻的是90年代任赤水教育局局长的李兴中的家,隔壁是一个杂货店,店主是无儿无女的高二娘,店里除卖日用竹木制品外,还卖草纸、皮纸(一种用构树皮为原料,按土法制成的韧性很好的灰白色的纸)、草鞋等。每到春节来临之际,人们都到她这里来卖皮纸,用来剪成“坟飘”,在春节期间为亲人“挂坟”。高二娘隔壁一家姓温,因为过去靠做糍粑为生,人们就把这一家人称“温糍粑”,合作化高潮时参加城关饮食服务商店。60年代时,温老太婆没有在饮食商店干了,大儿子仍在饮食商店任会计。与温家为邻的曾家,有三个子女,有一女儿在城关二小任教师,因上课对学生较严,学生们都比较怕她。一个儿子因解放前家庭困难,抱给一薛姓人家为子,后在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土城医院任医生。小儿子参加工作后,分配在县医院上班。女儿、小儿子与母亲住在一起。曾家隔壁姓刘,人们叫男主人“刘幺爷”,他腿有残疾,因过去家贫,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不能从事户外的体力劳动,只学得一手补鞋的好手艺,因而与妻子一起以补鞋为业,合作化时加入皮革修理社,仍然以家为作坊。六家隔壁有一条宽约1米的巷子,里面也住有一家人,女主人姓刘,叫刘明英,以干零活为生,后加入城关服务站。男主人是长征社的航运工人,无子女,从农村亲戚处抱养有一女。紧挨刘家是李银安的药铺,李银安老两口都参加了城关草医联社,但药铺仍然开在家里。药铺隔壁是李银安是的本家,男主人在蔬菜商店工作。这里是太平街转角处,供电所在这里安装有一盏路灯,可以照到太平街,也可以照到亮通往西正街的路,也成为对面田家院的大门路灯。

田家院在太平街与堰塘坎结合部,是赤水城内最大的院子,据说大院原是清代仁岸大盐商张家所建的住宅之一,清咸同时期,张家结束在仁岸的川盐营运经销,将大院卖给继续从事仁岸盐业的田家,因而大院改称为田家院。辛亥革命以后,仁岸老四号相继歇业,田家也不再从事川盐运销。到解放前夕,住在田家大院的田姓几房人,也靠出售房屋来维持生计。赤水解放时,田家大院也成为大杂院,以后,大院最多时住有三四十户人家,且多为私房。赤水著名的工笔画家、原赤水县女子中学校长向茵谷先生,解放后就生活在这里,直到跨鹤西归。从院门口依次递进有3个大院,有6个大小不一的小院。大院后有一个石砌水井,深约6米,紧挨南正街万寿宫后院墙脚下,水井的水冬暖夏凉,在赤水县城还没有自来水供应时,成为田家院及附近的王家院、十王殿、炮厂、太平街一带人们的生活洗涤用水,主要是用来淘米、淘菜、洗衣、洗漱之用,因井水含杂质较多,烧开后会在锅上留下一道白圈,人们的饮用水要到赤水河里去挑,当然,也有一些懒惰的人,难得下河挑水,将其作为饮用水。以后,随着自来水厂的建成,人们逐渐转为使用自来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时,田家院被拆毁,水井被永远埋在太平新街老“汉斯啤酒城”那排商住楼之下。田家院往衙门口方向紧挨的是王家院,王家院门口有一个小院坝,有一条小巷子联通院子,巷子旁的房子住着一罗姓人家。解放后,王家大院大部分被收归国有,成为城关棕草社的厂房。1943年8月被国民党杀害的中共赤水地下党中学支部书记王国柱就出生在这里,其母亲王老太婆在这里走完她的一生。王家院侧边有一栋茅草房,主人叫李平康,人们因他从事的职业,称其为“李装阴(赤水人读为“银”字)匠”,他主要以制作香烛纸钱、花圈坟飘和对子(对联)牌匾等物。李家茅草屋后面是一刘姓人家,有一老太婆,人们叫她“刘二娘”,因有点神经错乱,但从不打人,也很喜欢小孩子,并时常在街头给孩子们唱《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小调。

李家旁边有一块宽约五六米,长约十三四米的空地,上世纪60年代,赤水县城开始供应自来水,在这里建有一个自来水站,供应太平街及附近院落的人们生活用水。管理水站的是一名越南侨民,其丈夫在解放前后一段时期,在赤水、茅台从事盐务工作。水站每天早上和下午各供水一次,水站不收现金,人们需要到东正街百货公司批发部门前的水票售处买水票,凭水票到水站挑水,一般一挑大桶一张水票,小桶是每两挑一张水票。因挑水的人多,每天都要在太平街上出现挑着水桶排队的队伍,队伍里有大人,有小孩,有老人,有妇女。以后,随着人们的经济条件的好转,自来水厂的供水能力提高,自来水开始走进普通百姓人家,自来水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自来水站旁是汪八嬢和一位被人们叫作刘委员的老妇人与他们一家住在一起,她们都是从事剪裁缝纫工作,其中,汪八嬢在当时城关缝纫社里,是有名的服装剪裁师父,以其手艺的精湛而受到人们尊重。隔壁是城关酱糖商店的一个门市部,人们习惯称它为“糖食铺”, 这个门市部一直到太平街改造时才关闭。该门市部是六七十年代太平街最大的商店,主要卖各种白糖、红糖、糖果、饼干和海带、墨鱼、虾皮等海产品及豆油、麸醋、葫豆瓣、豆粉、花椒、三奈、八角等调料。长期有两位营业员,其中一位是解放前从四川富顺来赤水,人们叫他徐章浦,他对人很和气,特别喜欢小孩子。糖食铺隔壁住的是六七十年代在赤水中国象棋界有名的棋手王克军,在城关饮食商店工作,爱人姓曾,曾经任过教师,后来在城关竹筷一厂刮筷子,人们叫她曾老师。王家隔壁有一宽约1米的小巷子,里面有一个不很大的院子,叫马家院,除有一户姓马外,另外还住有三四户,其中,有一户姓袁,一户姓柳。巷子的另一面紧挨着的人家姓黄,屠宰世家,小儿子当时在太平街很有号召力,是街上的孩子王,时常领着街上的一帮孩子上上下下,成为赤水城内孩子中势力最大的一伙,其他街道的孩子一般不敢与太平街的孩子叫板,每年中秋节打香宝,总是得胜而归。以后,因为铁路在赤水招工,他和一些与他年龄一般大小的同伴成为铁路工人离开赤水,太平街的其他孩子也就作鸟兽散。

老太平街在旧城改造中已经不复存在,它如同生命枯竭的老人,走完了属于它自己的历程,已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那些曾经发生在太平街上的、说不完的往事,也随着那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离去而被带走,就像那些古老的房屋院落、喧闹的茶肆酒店、整洁平坦的石板街,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所掩埋,没能给现在的人们留下什么历史的沉积和流传的东西,唯有那古老而带有吉祥与祝福的街名,仍将陪伴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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